《读库1202》这几天已陆续发给各位订户，请大家注意查收，可能有的同学现在已经收到了，有的还在路上。暂时没到的同学不要怀疑自己的人品。过几天还没收到，再来骚扰小六同学查询。

    《读库1202》已经付印，大概在4月20日前后给各位全年订户发出。各位同学地址、电话若有变动，或有其他特殊叮嘱，请在16日之前通过手机短信（13810664613）、电话（13811883624）或邮件（duku02@vip.sina.com）通知店小六同学（请务必注明原收件人的姓名、电话等信息）。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我们修复的老课本中，有关于泰坦尼克号的课文。盖因《共和国教科书》初版于民国元年，铁达尼首航于同一年。

《铁达尼邮船遇险记》

    铁达尼者，世界最巨之邮船也。修八百余尺，广九十余尺。船中有花园、球场、练艺所、泅泳池、电气浴室。凡百咸具，富丽绝伦。世称为海上之宫殿。
    是船新制自英国，所费一百十七万磅。中华民国元年四月十日，自英国之沙桑布敦启程，渡大西洋，前往美国之纽约，世界人士，欲由英渡美者，多守候是船，以极游观之乐。
    舟行后，天气晴朗，水波不兴，旅客非常愉快。未数日，竟为冰山所触，全船沉没。时十四日夜半也。
    是日铁达尼叠得无线电报，知有大冰山，在航路之北方。船长下令警备，沿航路之南而进。夜将半时，忽觉全船振荡。旅客不以为意，嬉游如故。盖深信制造之坚固，设备之周至，必无意外事也。
    船既遇险，船长督率船员，百计救护。既知无可为，乃发令下小艇。小艇既备，又令男子退后，妇孺登艇。男子闻令即退，穆然无有喧哗者。妇孺既毕登，男子以次登艇。时船已就沉，其不及艇者，或植立船上，或跃入海中，无有出怨语者。
    时船中电灯照耀，俨如白昼。乐工奏曲，不改常度。久之，乃易其欢愉之调，而为庄重之歌。歌曰：“上帝乎！吾将近汝。”洎船沉，歌声乃随之俱沉于海底。船中有邮局职员五人，因救护邮件，遂以身殉之。
    是役也，船员无不以死守职，秩序井然。旅客之舍身救人者，不可胜数。妇女亦镇定，罕闻啜泣声。间有依恋其夫，誓不愿行者。船员亦听之，不相强也。
    当遇险时，频发无线电报，以求援救。加伯德邮船，得电飞至，天已黎明。乃悉援小艇诸人，十八日抵纽约。被难之亲故，迎迓者千余。医师看护妇麕集。街衢间默无人语，气象愁惨。计船中二千二百人，得拯者仅七百余人云。

自《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第一册第十五、十六课

二月份，我去了趟美国。所到之处，都赖上当地的朋友，为俺安排丰富又无聊的文化娱乐生活。在芝加哥，由黄小邪老师担任地陪。其中一项，是观看3D版的纪录片《皮娜》。 进得影院，发现居然还有3D版的《星球大战前传：幽灵威胁》已经在公映。俺这颗喜欢看大俗片的心脏，马上跳出“我们的队伍向前进”的旋律。此时美国的影院里已经频频得见《泰坦尼克号》3D版的预告片，没想到，乔治·卢卡斯大叔居然走在了詹姆斯·卡梅隆前头。 下一站是华盛顿，急忙先跟当地的东道主、江湖上以恶趣味著称的“红袖添饭”兄弟预约了一下。抵达华府，与他会合，放下行李，未及晚饭，就直接扑向电影院。 不得不承认，星战前传的第一集难看透顶。但这并不妨碍其3D画面的出色——简直当初就是用3D技术拍的一样。走出影院，急忙问饭饭同学，当年的二维电影，是怎么3D化，且如此出色的。精研电影技术的饭老师马上向我抖落出一堆专业术语，让我隐隐约约明白了，人家的3D化并不像我事先想象的那么简单：大致要先对每一帧画面中的每一个元素进行解析，然后再根据其各自的立体形状、彼此的层次纵深关系，做三维化处理。因为分析画面这一流程现在并不能靠机器运算，还需人脑来判断，所以耗时甚巨（俺想像了一下纳布星球上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那每一棵大树，每一片叶子……）。像《泰坦尼克号》这种片子的3D化，大致花费了半年时间，耗资数千万美元。 美国佬啊。几乎每一项新技术出来，他们都要把压箱底的宝贝片子拿出来鼓捣一遍，像《乱世佳人》，经历了若干修复技术的洗礼，历久弥新。如今3D浪潮袭来，谁能担保，银幕上不久不会出现立体的公民凯恩和卡萨布兰卡呢？ 饭老师点头称是，向俺隆重推荐了前不久进行了新一轮修复后出的全新蓝光《2001：太空漫游》，说，那简直…… 此后几天，俺老是憧憬看到活生生的奥黛丽·赫本和格里高利·派克在三维的罗马街头穿梭的情景，空闲时突然想到，2004年前后，曾看过国家广电总局的年度自我表彰材料，说是投资多少多少钱，要对中国电影进行数码修复，号称什么什么工程来着。……如今，快十年过去了，进展如何？成绩怎样呢？ 回国后，偶然得见一位电影局的老师，我把这个问题迫不及待地抛向他。 这位老师叹口气：进度很差。 不会呀。我说，如今的技术爆炸时代，数码修复并非难事啊。像香港天映公司修复邵氏老片，很短时间内，都鼓捣出老大一批呢。 这位老师再叹口气：钱给了有关机构，也不知道他们拿去干什么了。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前些天去上海，见到民间观影大师妖灵妖，问到中国电影的修复情况。妖大师说，有进展啊，比如前段时间出了《周恩来》的“精致修复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放过。放映现场观众发现，中间有十几分钟没有声音。 乖乖，修复完就不能检查一遍吗？真对自己放心啊。 当然，这样丢失音轨的事故属于小概率事件，数字化修复工程，还是“在艰难中起步”的。比如名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就宣告正在修复中。还有《八千里路云和月》与《十字街头》，却是由意大利一家公司修复的，要价比我们国内的机构还低，前不久妖大师观看过后两部修复版的样片，照他的话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我悻悻地闭上了嘴巴。这并非是体谅“中国国情”所致，而是想到了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出版印刷行业，这些年也是新的修复整理技术、印刷出版技术层出不穷，学界也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可是，我们那些压箱底的宝贝书，就随之更新换代了吗？ 从上海一路辗转，来到南京，与江苏出版界同行探讨。我不禁说出自己的疑虑：如今的出版界，集团化了，上市了，有钱了，有没有志气让中国读书人的书架，完成一次刷新和升级？ 说实话，我又很怕业内同行听到这一疑问，马上做出的摩拳擦掌踌躇满志的样子。倘能使出暗劲，励精图治，最终出手不凡，让读书人由衷满意，才算真的把新技术的优势用好用足用透了。

    这次在南京，蒙设计师速泰熙老师馈赠南京出版社去年出的一套“民国史料工程·都市地理小丛书”，所依蓝本，是民国期间三十一岁早逝的倪锡英撰写的都市旅游丛书，按城市分册，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
    这套书的装帧由速老师设计，令俺大受启发。

    封面看起来便有些别致，中间还粘了一个小的封面。习惯了如今腰封设计的读者，大概会以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腰封吧。

    翻开扉页，又见一张旧纸。忍不住用手去翻，却翻之不起。原来是印在白纸上的旧纸痕迹。

    再往下翻，原来中间的小页，是原版的版心与文字，外面则是与之相对应的简体横排文字。

    这样的对照排版，确实新鲜。即直观方便，又泾渭分明。

    原书中有图片的地方，外面的版式自然就有了留白，新旧两版共用图片。

 

    原书分章节的页码处，更显疏朗。
    同行的宁成春老师说，这样的设计方案，应该是得自中国古籍修复中的“金镶玉”法，速泰熙老师做的是推陈出新的创意。

主题：思考人生 

时间：本周五（2012年3月30日）下午一点半 

地点：随园书坊（南京市宁海路122号南师大随园校区南大楼南侧） 

台上的人：宁成春﹑朱赢椿和张立宪 

仙风道骨的白胡子老头，风度翩翩的江南秀才，以及保龄球身材的坛子脸，将同时出现在南京的地平线上。 
欢迎大家前来探讨人生，自由参加，无需报名。

经过漫长的战斗，《传家》简体中文版终于由读库小团队引进制作出炉。本周五（3月16日）中午一点半开始，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作者任祥从台湾赶来与大家分享这套书，并介绍其编纂过程。欢迎大家前来，自由参加，无需报名，早来占座。

由于时间和场地均不凑巧，只好把新书分享会安排在了恼人的周五，请大家多多担待。不能前来的朋友莫要着急，我们会尽快整理出现场视频和文字记录。

    2月22日至3月1日，俺将在纽约和波士顿一带徜徉，欢迎两地热情的东道主来与俺探讨人生、怀疑人生，并提供周到服务。有意充当优质六陪（陪吃，陪喝，陪看电影和演出，陪逛书店和博物馆，赔时间做翻译，打麻将赔钱）的朋友请邮件俺哦（duku01@vip.sina.com）。

    读库发展至今，需要再增加一名库管员了，特向各位亲友发出招聘启事，欢迎推荐合适的小朋友与我们一起战斗。去年我们用下面的这则启事成功地招来了一头男人，已经并肩战斗一年了，今年用同样的文章再招一头。憧憬一下，明年再招一头，就可以凑一桌麻将了……
    我们希望这个小朋友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一、他的性别是男，年龄在二十至二十五岁之间；
    二、他有高中或职高学历（事实上也有许多更高学历的来应聘），最好会使用电脑（不是玩游戏而是办公），如果有驾照就更好了；
    三、因为有体力活要做，所以需要他有把子力气并且不惜力气；
    四、因为管的是书，所以需要他有股子书卷气，没有抽烟（这一点非常重要）、喝酒、打架、赌博等嗜好；
    五、户口城乡不限，最好是来自农村的小伙子，但是需要他能适应城市生活，又争气又上进；
    六、我们的仓库偏居京城一隅，所以需要他有离群索居的独立生活能力，会有两个同事平时与他一起工作，处理仓储和物流配送。
    试用满意之后，我们可以为他提供：
    一、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我们读库都是家七年老店了；
    二、还算不错的薪酬，以及应有的各种法定保险；
    三、一个既宽松又严格的工作氛围，用几年时间把他训练成一个人见人爱的优质员工；
    四、一间与办公室合并的宿舍供他独立使用；
    五、如果他喜欢读书，我们这里有让他看不完的书；
    六、工作时间较有弹性，但总体来说劳动强度并不大，他可以自由支配工余时间，继续学习深造。
    另外，去年底招聘一名女性客服人员，但由于报名的朋友学历太高、条件太好，未能如愿，现重新扩招，条件如下：
    性别；女；爱好：书；性格开朗，熟悉读库，住在北京，全职工作，最好有过开网店经验；有饲养员一样的耐心，有公务员一样的厚脸皮，有电脑硬盘一样的记忆力，有林志玲老师一样的甜美声线。
    请注意，这次需要的是客服，不是编辑。需要全职工作，不是兼职。
    我们能提供什么呢？除了不错的待遇和必要的保险外，会让你处在一个从容自在又规矩严格的工作环境中，不用犯什么难，不用动什么心眼，就可以活得好好的。
    以上两项，欢迎大家推荐自己或他人，请把简历（附照片）发至yangxue602@163.com，即日起开始招募，报名截至2月12日。

    元宵节后，正式复工，店里的发货已基本正常，各类宝贝敬候佳主（读库网；淘宝店）。大家此前的邮包如有问题，可随时邮件或短信（13810664613）、电话（13811883624）查询。如遇电话塞车，还请用最后的耐心等待一下。
    我们的传统项目、一年一度的幕后花絮版《读库1200》已经上架，欢迎非全年订户前来索取。连接在这里（点击进入），与往年一样，《读库1200》将免费供应至本年年底，各位不要着急。

    春节前有段时间，因为工作需要，我经常在中关村一带逡巡。那天在母校门口的天桥上行走，多年前的心理阴影又一次被揭起。
    想当年读研时，有一门课叫“马列主义新闻思想研究”。这门课考完后，我非常绝望，估计自己肯定通不过，而若要补考，无异于再下一次地狱。那天，我臊眉搭眼地走出学校大门，上了过街天桥，有卖证件的过来与俺搭讪，便想自己难道最终要买个假文凭给家里交差、以后靠它混生活吗？不禁悲从中来，直欲抚地大哭，却又有些安慰，感觉假证至少为自己提供了一条退路。
    没想到的是，那次考试俺得分极高，人生道路上得以避过一次污点。
    此经历给我造成两个心理习惯，一是只要一上天桥，就感到万分沮丧；二是只要一看到办证广告，就开始热爱人生。
    为摆脱天桥情结，我与许多朋友念叨过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并开始了婶婶地思考人生、探讨人生。
    那天的心理活动，如果把自己说得好一些：只是想一下而已，到最后真要不及格，事到临头了，也做不到这一步；如果把自己说得糟一点：即使没有去买假文凭，但心里头也还是预演了一遍，犯罪动机大大的有。
    退一步说，最后咱拿的是真文凭，靠它行走江湖，笑傲群雄。可那个文凭……就真的货真价实吗？文凭是真的，可通往毕业的崎岖小路上，可是布满了逃课、作弊、补考啊，照样假得不能再假。
    说到上学期间的作弊补考，说到天桥上买假文凭的念头，倾听俺倾诉的朋友都非常够朋友，没有一个人因此在道德上将俺看低，反而继续说咱人格闪亮德艺双馨，真客气啊。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稍有智商的人都已经有了答案：一是那门课的设置，有必要学吗？有必要考吗？二是答案的不确定性，估计连出考题的人都不知所云，或根据时局的变化翻云覆雨，于是考试结果充满偶然性、戏剧性。所以，考过的人，人格并没有格外闪亮，没考过的人，德艺也同样双馨。
    我的思考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恰好学习了索尔仁尼琴老师的一本书。拜读之下，一句话让我铭心刻骨：不撒谎地生活。
    索老的这句话说来容易，做来似乎也容易——至少许多人可以像个问心无愧的人一样说自己就是这么活的、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什么叫“不撒谎”呢？
    距离当年的学习生涯已经过去了好些年，不知道我考过的那门课现在还有没有。现在我可以说，这门课充满了谎言。问题就在这里：拿个假文凭欺世盗名，当然是说谎；在答题纸上写满谎言，用来换取一张真文凭，是不是也在说谎？
    凡扩招前的大学生，莫不把自己的高考成功当做人生的最大荣耀来回味品尝。我们一帮同学聚会时，聊的多是自己当年高考时多么了不起。我也同样如此——但是，自从产生了上面的思考之后，我就基本闭嘴了。就拿我高考的那一年来说，政治课的政治经济学部分，资本主义经济多么糟糕，我们在课本上充分学习了，可社会主义经济到底怎么个好法，怎么个搞法，《政治经济学》下册涉及的这部分内容，压根就不让学，也不用考了。这门课的荒谬荒诞可见一斑，但我就是靠这门课拿到了八十九分（百分制）。那些具备些独立思考能力，能看出其中的荒谬荒诞，又不愿在答卷上说谎的同学呢？至少比我少好几十分的优势。
    不合理的课程设置、制度设计下，逼着自己说一些鬼都不相信的道理，抒发一些自己都不具备的感情，写一些自己都读不下去的文字，于是就高材生了，金榜题名了，有什么可牛逼的呢？我觉得自己才像个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作弊者。
    应试教育的一路谎言（当然有些课是真的，想抬杠的人免了吧）走下来，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都不牢靠，如何还能“不撒谎地生活”？
    那几年，我因此陷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精神危机。我无法说服自己活得有理有据。
    后来看到网上流传的英国版儿童守则（又据说是国人杜撰），其中一条是“对坏人可以撒谎”，我几乎热泪盈眶。上了十几年的学，学的都是“做人要诚实”，却开始搞不清什么是“诚实”的时候，就抵不过这么一句。
    当一种强大在肆意说谎时，却要求弱小者诚实，并且还要由强大者来定义何谓“诚实”，这比屠杀还不道德。
    写到这里，就有点虚无主义的路数了，在这样一个鼓励撒谎的世道，干脆就用谎言对抗谎言，反正大家身上都不干净。
    但有时候又不是这样的。你所受的教育中，不管来自课堂还是书本，来自求学还是求生，来自读万卷书还是行万里路，那些不是谎言的部分，同样无法说服你堕落得有理有据。对坏人可以撒谎，但最好不要撒得自己都信以为真。说谎不丢人，说自己从来不说谎才丢人。
    辨清什么是谎言，比以为自己能做到“不说谎”更重要。

    前几天打车，的哥跟我念叨，他在加油站加好油后，被告知要交六十二升的油钱。问题是，他的车油箱容量才是六十升的。
    我一听这个，也替他不平：找那帮孙子去。
    的哥说，没错，油票我都留着呢，清楚写着六十二升。然后问，你会上网吗，会用微博吗？
    我点头。的哥说，我听说在网上曝光特管用。你把这事儿在微博上给我说说，油票给你，拍照给大家看。
    我顿时有些纳闷，您怎么不当场跟他们索赔呢？这不一告一个准嘛。
    的哥念叨了一些话，大意是，就要在网上恶心恶心他们，索不索赔无所谓。
    这段故事，让我陷入了婶婶的思考人生之中。用作证据的那张油票，是拿去告状索赔，还是秀给大家看？还是以为秀给大家看，众人骂一顿，就比自己把钱追回来还过瘾？当然也不排除一种雷锋心态：那点儿损失可以不要，这不是钱的事儿，搞他们一下，对别的司机也是个提醒。
    连不会用微博的司机师傅也知道借助“围观的力量”，微博如此这般地渗入了我们的生活。
    遇到值得一说的事儿，就想着赶紧发微博，由此衍生出新的习惯，闲不上一会儿，就想着赶紧找件值得一说的事发上去，要不跟欠了谁的似的；一帮朋友协调好时间、经历过堵车，好不容易凑到一起，然后就各自闷头用手机在微博上忙活，身体挨在一起，话儿却恨不得用私信传递；两人之间短信或电话就能解决的事，也要在微博上@一下，貌似说给他一人听，却愿意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微博式生存的核心，也许就是这种示众心理。自从有了微博，那些不齿不满不平事，就有了新的发布渠道，也有了新的解决方式。哪怕排队等地铁遇到一个夹塞的，首先想到的也是，把这孙子照下来，发到微博上，让大家羞辱之。而在微博之前呢？也许扒拉一下那孙子，一个警示动作就够了，如今却要劳动众多人的口舌，当事人还不一定看得到。
    遇到关乎自己切身利益与荣辱的事，同样如此，不再直接面对，当场解决，却想发到微博上让大家都参与，似乎别人说过，自己的气也就顺了，损失也夺回来了。小时候看有人家里吵架，先用大嗓门嚷一句，街坊邻居来评评理啊，然后就把家庭事件演变为公众话题，靠别人的劝说点评，把自己的家事处理掉。那自己呢？——留着给别人的事儿评理去啊。
    我不是社会学家，不知道这种示众是好是坏——相信有许多人看到的是其积极意义，但岁末年终，想这一年来耗在微博上的时间，许多都是观看这种无聊的热闹，还是想提醒自己一下：能两个人、小范围解决的问题，就直接将其干掉，不要在微博上惊动别人；对那些明明不发微博即可解决却乐于示众撒娇的人与事，尽量不挤上去凑嘴，贡献自己的智商和情商。

    截至昨天，关于《读库1106》《读库1200》《读库1201》的各种组合的礼包已陆续发给各位订户，请大家注意查收——可能有的家伙现在已经收到了。春节之前的物流不像平时顺畅，如有疏慢，恳请拿出蔡英文女士落选时的风度。
    有几十单比较偏远的邮包没有发出，这些朋友我们会一一短信通知，请各位等到节后再接收，并请接受我们的歉意。春节前的各项事宜一一落幕，希望我们的书能陪伴大家好好过年。来年再战。

    我们的传统项目——《读库》年底大礼包各项工作已逐步落实到位，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概于本月中旬给大家发出。各位同学地址、电话若有变动，或有其他特殊叮嘱，请在本月七号（本周六）之前通过手机短信（13810664613）、电话（13811883624）或邮件（duku02@vip.sina.com）通知店小六同学（请务必注明原收件人的姓名、电话等信息）。
    订户中的在校生越来越多，届时会有许多年轻人已经熬过期终考试，回家和爹娘喜迎新春了。希望这些同学能够通知我们暂缓邮寄，待节后返校再给大家补上。更换较为偏远曲折的故乡地址，非常不利于宝贝的及时派送和平安抵达。
    还没有预订2012年《读库》的同学请抓紧下单，当然预订这件事儿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可以办理，但倘能尽早下手，可方便我们处理订单并轻松过年。但愿大家支持则个。
    礼包的发送工作较为庞杂复杂，节前物流也可能出现种种情况，若有怠慢，恳请大家像我国政府对待朝鲜金家那样不离不弃耐心温柔。

本次现场会移师时尚廊书店，现场人满为患，其中有来自祖国各地的名字熟悉的陌生人。

六周年的活动，宛如节庆，现场气氛融洽祥和。

俺和柴姑娘先像传销大会一样秀出大礼包里的宝贝。

那张著名的照片：1940年10月22日，位于伦敦肯辛郡的“荷兰屋图书馆”被德军几乎炸成废墟。三位绅士安静地停驻其中。

董秀玉老师直到后半程才被邀请到前排就座。事实上现场还有许多出版界老前辈。

长期从事农村教育发展的梁晓燕老师。

推行“大朋友计划”的寇延丁老师。

马上有来自杭州的这家伙站出来说，我们可以捐助。

黑白双煞：土摩托和何帆。

来自沈阳的小朋友，主动坦白，省得大家人肉。

从左至右：南香红老师、王军、胡小鹿，最右边的是读库豆瓣小组的组长sara7同学。

徐晓老师。她写过《半生为人》，编过《寻找家园》，这两本书足矣。

柴静：往这儿一站还真觉得今天是个大日子，毕竟六年了。当年刚认识六哥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饭局召集人，没人没钱也没枪，就说自己要办《读库》，六年之后要如何如何。当时心中很狐疑，但是看六哥那张德高望重的脸，觉得他不会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吧。六年之后，棋局已经走到了今天，我们来请主角说一说。
张立宪：这个时代有些常用词，如果你不知道它的背景，就会摸不着头脑。“下一盘很大的棋”是个用得很多的词，用多了之后，就会有讽刺的意味在里面，我也不认为我们这盘棋真的很大。一年一度的读者现场会也搞了好几年，固定的男主角和固定的女配角，今天柴姑娘也是克服了一些困难才从出差第一线赶回来。这个场地很好，就是座位太少，委屈很多人站着了。另外，待会儿如果有一些年龄很大的嘉宾来，需要前面的这些年轻人让出座位来。
柴静：我今天一见六哥就问他：见面会我们已经做到第四年，为什么今年要改成商业性演出，卖门票入场？
张立宪：有两个考虑，第一是现场往往不好控制人数。上次老课本的分享活动，现场座位大概有一百个，我们怕有人报名后不来，就留出一百二十个报名的指标，都预订满了，结果现场到的只有七十个人。只要跟钱没关系，大家总会表现得很随便。很多朋友想先占个坑，之后确实又有各种原因不来了。所以这次我们想收取一些费用。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准备了一个礼包，一直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通过这种方式把礼物送给大家。大家看看礼包里的《多雷插图：堂吉诃德》——怎么觉得我们像做传销的呢？这本书确实好。另外一本书《难忘的书与插图》，作者是汪家明老师，他能写这本书是因为褚钰泉先生，褚先生是另一本MOOK《悦读》的主编。汪家明老师一直对插图书——现在已经很少见的图书形态非常迷恋，所以他就应褚先生的邀请开设了专栏，写这种书或者插图。汪家明老师又想把它们结集出版，变成同类人共同参与的事情，把我也拉进来，让读库小团队对这本书里的图片做一些处理，然后让我们的设计大师宁成春老师来设计。就算是几个不合时宜的人合伙做的一个小玩意儿。这本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的，今年是他们的社庆三十周年，又请宁先生设计了外面的豪华包装，有四十张活页的插图，粘在卡纸上，大家可以装在木框里直接挂在墙上。他们只印了五百套，我觉得实在太少了，征得他们的同意，多做了一些和我们的读者分享。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还有几张明信片。第一张是姬炤华为我们读库六周年专门画的一幅画。第二张是《多雷插图：堂吉诃德》里的插图，我特别喜欢这幅画。这是堂吉诃德给他的情人杜尔西内娅写信时的神色，特别贴切。很多陷入恋爱中的男人都是这副傻得不知所措的样子，信后的署名是“永远爱你的、哭丧着脸的骑士”。第三张，这张照片非常有名，是1940年10月22日德军轰炸伦敦的时候，位于肯辛郡的“荷兰屋图书馆”已经被炸成了废墟，但是还有几个西装革履的人伫立在书架前继续看书，我们找图片公司买了授权，印出这张明信片。新年到了，给你的朋友寄几张，拿起你那很久不用的笔，写几个很久不写的字，寄给你的朋友。
好了，我们的传销到此为止。
柴静：从这张照片说起，这张照片的质素已经不太好了，要花很多的钱买版权回来印成明信片。我看的时候很触动，在废墟当中，大家在战火里找一本书。我看《读库》这六年当中，也一直在寻找，从第一年到现在，变化也还是很多的。
张立宪：我们不管《读库》的发行量有多大，或其他外在的方面有什么变化。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房子，还没有办公室。我觉得这种变化对我来说有两点。第一点是不可逆的，今年的《读库》，不管是有人夸也好，有人批评也好，和三年前的《读库》、五年前的《读库》相比，不可能把时间逆转过来。这种不可逆本身就意味着我们的进步。
第二种进步是，我经常会听到有读者说，最近的这本《读库》是他看过的最好的一期。这种“最好”说明我们还在不断地爬坡。当然也有人说这期是他看过的最不好看的一期，这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是一个不记仇的天蝎座。
柴静：有一次我问六哥说，编辑到底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写了《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之后就封笔了，做一个幕后的无名编辑。我问他编辑的乐趣在哪儿，他说他今天带来了一本小册子来说明一下。
张立宪：这本册子是本宣纸版线装书，这种宣纸据说现在已经没有了，七十年代后宣纸的生产工艺就改变了。册子印于1963年，定价一元，《毛主席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我两周前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串门，因为《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要出插图版了。我的书的责编是杜丽老师，我们都是对这种书有独特情感的人。这本小册子是人文社最近一次调整办公室，扔在楼道里没有人要的东西，杜丽老师捡回来，觉得很有意思，就送给了我。
这本册子应该算是编辑的工作本，我估计应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想重印这本书的时候，编辑要把上一版需要调整的一些东西标出来，做一些修订。杜丽老师后来查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个工作本是哪个编辑做的。一本号称“毛主席诗词”的书，应该是不允许出错、很庄重的，但一个编辑却能在里面找出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几乎每一页都有，有删有改。如果需要加的文字太多，他就粘张纸条，把需要加的文字写在上面，每一页都有记号。我想这本小册子就能说明编辑是干什么的了。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亚马逊的一个高管，继他们的董事长说过之后又说，图书这个行业最重要的是两个环节——作者和读者，其他的都不重要。
柴静：这话刺痛你了吗？
张立宪：当然刺痛我了。他在销售行业，必然要为那个行业说话，我觉得他纯属胡扯，我们编者怎么就不重要呢？他说出版社早晚要倒闭，他认为只需要由亚马逊把作者和读者联系在一起就够了。我觉得这也是瞎扯。我是做编辑的，我不赞同他这种说法。一个卖煎饼果子的也不会允许他这么说，没有我们的煎饼果子，你们怎么能写出东西来呢？
柴静：当当和京东也是这种状况，他们自己也在做出版。
张立宪：我们先得理解什么叫出版社。出版社不是一个单靠卖书号，倒卖一点东西来挣钱的机构。在座有很多出版界的同行，我们都不认可这种说法。出版社是什么呢？它是集合了一批做编辑的人，对作者的作品做出精当的整理和加工，然后再经过设计人员做出合适的设计，再做推广和销售，进而送到读者面前的一个机构。这几个环节，我不认为是可以省略的，或者说可以跨越的。像亚马逊所说的，可以不要出版社了，只不过是把出版社的功能转移到亚马逊内部。我的好朋友王曦老师在当当作主编，他们要做很多当当版图书，就是觉得他们的销售已经够了，只是需要编辑一下，这也是把出版社的功能转移到当当内部了。
每个人都可以把饭做出来，但饭馆依然存在，专业厨师依然有存在的必要。你当然可以去商场买个推子，自己给自己剪头发，可为什么还要去理发馆呢？什么都需要专业人士的介入，但只有我们可怜的出版行业，被人觉得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出版社和编辑做得不够好，才让他们以为我们不重要，我们可有可无。但是从道理上来说，不应该是这样的。我看到李开复老师说他最新的一本书不经过出版社，直接在亚马逊上开始卖了。我看过李开复老师的上一本书，和微博有关，基本上就是李开复老师把他的微博收集在一起，连下面的留言“顶”、“赞”也都保留了。这样的书确实不需要编辑，但是我也不认为他出的那能叫书。抛开李开复老师这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我觉得其他人也不会这么认为。大家看，连毛主席的书都存在编辑的必要呢。
苗炜老师最近在微博上说，翻开一本中文版的书一看，觉得纸质书真应该死去。翻开英文版，觉得纸质书还是留着好。我觉得还是书本身做得好坏，决定了读者对编辑的态度。就《读库》而言，希望读者和作者能感觉到我们编辑的存在是有道理的。
柴静：《读库》六年当然是一个证明。外界的舆论好像有种看法，觉得老六是凭一己之力，像堂吉诃德一样把着这六年，《读库》没有你，就不知道怎样了，你有这种悲愤感吗？
张立宪：悲愤感？我不是一个人，所以也没有悲愤感。如果真这样的话，朋友跟我在一起会有压力，就不会搭理我了。我像个交际花、吉祥物一样，让朋友们愿意见到我。我是一个搭桥的人，把桥搭起来，方便大家沟通。事实上，参与到《读库》团队里的各个人，不管是专职的也好，兼职的也好，都几乎是最合适最棒的。这也是我们还能活到现在的理由，当然还靠我们的读者。我觉得这个时代很多时候身份往往是模糊的、混合的，比如他可能是读者，但他对书的见识甚至超过编者。我们很多作者就来自读者中，或者来自读者的推荐和举报。他们看到他的亲属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就跟他说你应该投给《读库》。或者看到一篇好文章，就举报给我，让我赶快去联系这位作者。我看到有人用计算机的术语叫“云计算”来概括《读库》这种操作模式，应该是很合适的。
柴静：我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国内一个很有名的时尚杂志主编想和六哥合作，成立一个年度写作基金，让六哥当评委。说起稿子，六哥说《读库》的大量来稿都是作者自己的来稿，那个主编很奇怪，说我们也可以出很高的稿酬，为什么他们不给我们寄稿子呢？你说他们最多只用三五千字，你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张立宪：哦，我忘了，我每天吐露出来的格言太多了。
柴静：那你再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人家凭什么给你稿子？
张立宪：他可能觉得我这个编辑就像保姆一样，把他的孩子寄托在我这里，他可以很放心，我把他这个孩子教育一番、打扮一番，他觉得合适，甚至让他有惊喜。归根一句话，一种被认真对待的感觉，一种专业范儿的处理方式。
柴静：当时决定办《读库》的时候，你身边朋友们都很迷惘，觉得厚积薄发的前两年没问题，后面稿子的来源和质量能不能保证，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张立宪：我觉得我是心里有底了才开始做这件事。不是我们攒了多少好稿子，攒一百篇稿子也就够三年五年的。当一件事情做起来的时候，它会给你的格局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做《读库》之前的两年，我做另外一份工作，那时候整天也很纠结拧巴。我觉得应该让自己生活得很快乐，就给自己列了一张不快乐的Top10，想着一个一个来解决，应该就能快乐起来了。我发现不快乐的第一位是我的工作，每天早上要去上班，我的心就在呻吟，视若畏途。我就付出很大的努力，炒掉我的铁饭碗，不再去工作了。
当你在做这件事，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相应地就发生变化了。我当时在做《读库》的时候，一开始有一定的积累，让我们一两期或者一两年支撑下来，但是真正让我心里有底的感觉是，你真正做一件事之后，这个格局会发生变化。现在很多读者会向我们举报线索，这就实现了我们很好的选题储备和来源。这种线索是靠我个人的视野、跟朋友间的吃饭聊天完不成的，那样的同质化也会伤害《读库》和读者。所以现在总会有一些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出现在《读库》上。
柴静：比如说？
张立宪：每一期都有这样的“比如说”。反过来说，这又让我们传统的编辑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牟森老师今天来了吧？我四年前约他写一篇稿子，他答应我半年交稿。我筹划每一期《读库》选题的时候，都把他的稿子列为必选项，但是到现在这个稿子还没有出来。他没有写出来怎么办？《读库》难道就成无米之炊了吗？我们有其他的稿子补充过来抵挡这个空缺。到现在五年了，牟森老师的选题还在做，他大概最近会交稿。我和他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一拍大腿会说，幸亏当年没有交稿。因为他的格局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让我们对牟森老师手头稿子的迫切性没有那么强了，也不会那么催他了。他自己没有时间压力之后，对被访者和整个选题的操作，包括写作方式都会发生变化。现在来看，幸亏拖了这么长时间，幸亏当时没有写完，如果写完了，现在看可能会有很多的遗憾。
柴静：《读库》刚开始的时候，你说过“时间没有下限，成本没有上限”。
张立宪：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核算各种成本，用什么钱的纸，找什么样的印厂，付多少版税。在各种成本核算里，往往忽视了最大的一个成本，就是时间成本。属于你的时间更是不可逆转的，属于你的2011年11月5日下午，永远只有这么一个下午，过去了就不会再有。我们大概在两年前接到一个订单，一家银行要做建行几十周年的纪念画册，给我们的钱足够我们卖好多年《读库》的，但是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们扭转屁股去做老课本。在做老课本的时候，有一个旅游名胜区要做画册，找到我们，给的钱也很多很多。我们也拒绝了，撅起屁股来继续做老课本。现在看，还得一拍大腿：幸亏当时没有做那些事情。那两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很宝贵，如果当时让那些有钱人对我指手划脚，让我去编画册，现在回想起来，肯定会后悔我妈妈把我生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对于在座的各位也是这样，属于大家今天的时间也只有这半天，你利用它来读什么、看什么、做什么，这远远超过你为它消耗的金钱和物质上的东西。我们年轻时候可能还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去年最冷的一天，我拎着我们新做出来的东西，给首长送年货，就是柴静，还有一位首长是李伦老师，就是柴姑娘现在的《看见》栏目的制片人。我们在一个饭馆里吃饭时，我出去接了一个电话，那个电话很长很长时间。打电话的是张志新的姐姐张志勤老师。《读库0600》里用过一套油画，跟张志新有关，之后我就和张志勤老师联系上了。她和她老伴开车到我家拉走了一批书，执意给我留下了一笔书款，书款很多，我就每年给她寄《读库》。去年她给我打电话说，不要给她寄《读库》了，她得了老年健忘症，已经把房子处理掉，跟老伴住在养老院，阅读对她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再给她寄《读库》也没有意义了。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接受张志勤老师的这个要求。三天之后，我又收到了一笔汇款，张志勤老师把这些年的书款又补给我了。我明白她的意思，她和《读库》的联系从此就没了。
她说，你别再给我寄《读库》了，阅读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最后她还叮嘱我一句，如果有我妹妹的文章或者消息的话，你还要告诉我。我后来特意咨询过医生，这种健忘症是先忘掉最近的事，然后往前推，最后丧失的是生命中最根本的最基础的东西。对于张志勤老师来说，她的妹妹张志新应该是她最后忘不了的。
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跟张志新有关，文章的作者质疑张志新。他说至少在他看来，“文革”没有那么坏。他说“文革”是中国最民主、工农阶级拥有权利最多的时代。他以他的亲身经历说，他当年也曾经批评过毛主席和当年的政客，但是他一点儿事没有。所以他说张志新被枪毙、被处决，绝对不是因为批评毛泽东、批评体制、批评江青，而是作风有问题或者是别的事情。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也不能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张志勤老师，就当这篇文章不存在吧。
当你处在这些事件当中，你会觉得生活远远超过一切的影视剧。时间是宝贵的，时间成本是最重要的，也许是我们上了岁数，特别在乎这些东西。有时候一个人太计较了不好，变成效率专家不好，计算每一个事带来多少收益要消耗多少成本不好。但还是要知道自己的成本。
柴静：这会有副作用。以我对牟老的了解，如果你对他一直宽容的话，他会一直写下去。
张立宪：牟森老师，你能当着在座三百人的面说，什么时候交稿吗？
牟森：这期。
张立宪：其实牟森老师给我启发很多，他自己总琢磨写作、采写。
柴静：我记得第一个告诉我他认为的《读库》定位的人就是牟森。他说《读库》是一枚钉子，钉在墙上让人们晾晒灵魂。
张立宪：他还说过一个词——特稿，就是有画面感的文字报道。用文字来架构一个画面，整个画面感会超过一张照片、一段视频，最简单的文字往往是最丰富的。
我老想，电脑里有一个词叫“情景模式”，你在用一个软件的时候，或者当你处在某种场合的时候，你会选择某一种情景模式。其实有时候，文字搭建的就是一种情景模式。一个人读了它之后，会相应地在自己的头脑中搭建相应的情景模式。比如说，据说我们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被俘虏之后，都大义凛然：老子是三十八军的，根本不怕你们，有本事把我放了咱们再打。事实上《战俘公约》有规定，战俘是有权利不说自己是哪个部队的，那是泄密。但是我们的战士不知道《战俘公约》，我相信他们上战场之前，会受各种训练和教育，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如果被俘虏了该怎么办。我们对士兵的教育里，是没有“被俘虏”这种情景模式的，如果被俘，他们调不到“被俘模式”。他们回国之后，我们的人民和国家给他们的待遇是什么样呢？我相信也没有相对应的情景模式，不知道怎么对待战俘，只能把他们当成失败者、叛国者对待，几十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归根也是情景模式的问题。有一次在商店里，我看到一个小孩向父母要什么东西，就哇哇大哭，父母毫无办法。可能小孩哭完之后，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不知道他想要的东西得不到之后该怎么办。现在的小朋友基本上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没有接受过挫折教育。久而久之，他不知道当他得不到东西的时候，要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模式。
我还见到过一个特极端的例子，两口子把小孩送到老家让老人带，小女孩最后被带到什么程度了呢？小女孩边看动画片边说，我要尿尿。老人把尿盆端过来，小女孩尿，之后站起来，裤子都不提，老人来提，再把尿盆倒掉。小女孩回到父母身边，父母想要改掉她的这个习惯，跟她说，你要去厕所尿，起码把裤子提起来。小女孩不干，说你们如果逼我这么做，你们不在家的时候我就跳楼。把父母逼得都直哭。你看，父母没有办法，没有理想的情景模式可以选择，而小女孩呢，她给自己培养的情景模式是：如果有人敢说我，我就自杀，跳楼。
《读库》这些年出了四十多本，也是希望给大家多一些丰富的情景模式。可能有人一辈子都用不着，可万一事情来了，希望能够用得上吧。比如说，你的肖像被某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看中了，领导又喜欢画画，想把你画成一幅画，并拿去做画展，怎么办？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会非常温柔地接受，并且把这件事写到回忆录里，或者印到名片上。但是我见过一个老先生，当领导人的工作人员去告诉他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授权，你不能这么画。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在建立一种情景模式，当你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是只有一种选择：受宠若惊地接受。
情景模式见多了，自然自己就会做出选择。我想到郑念女士，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她的书或者照片，特别漂亮的一位老太太，她在《上海生死劫》里说，“文革”期间关在监狱里的时候，被打得很厉害。那些狱友跟她说，他们打你的时候你要哼哼，你哼哼的时候，他们就会打你打得轻一点。据说郑念试着哼哼了一下，她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实在发不出这种声音，宁肯被打也发不出这种声音。事实上她是在拒绝某种模式。
柴静：你是1969年生在河北赵县，六岁的时候第一个创作大概是“背起书包笑嘻嘻，心中想着毛主席”。你也是在这种很简单、单一的环境下长大的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张立宪：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就是拜读书所赐，是我读过的书让我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这本身就是个现身说法的例子，有组织大规模的传销集团，都是拿自己现身说法的吧？
柴静：在上场之前，六哥跟我说了一句话，时间是有重量的。这话余音袅袅的，没有细说。
张立宪：故事说起来就要到天黑了，我就不说了。说点跟大家都有关的事情。
柴静：刚才说到约牟森写稿这件事，其实《读库》这些年来一直想建立和民间写作互动的方式。早几年座谈的时候，在说大专栏的概念，今年要有新的计划推出了？
张立宪：我们原来所说的大专栏或者说大特稿，就是像牟森老师这样的人，执行一个选题，三年五年。在我们原来的模式中，牟森老师认领了这个选题，他去做三年、五年，在这个过程中，他怎么吃饭，怎么打车，这些费用我不管，他得想办法通过别的事情来挣钱。到最后，这个稿子写出来了，如果我们看得上，就用了，给一笔稿费。如果我们看不上，哼唧两下，牟森老师也就不会再要求什么了，他这几年就这么过去了。
这种模式对没有温饱之忧、两手都硬的人来说，腾出一只手来是可以的，他甚至会非常享受另外这只手做的工作。但是对于有工作和生活压力的人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想有一个更好的解决之道，我们来给他提供资金，假如说他在执行这个选题过程中，需要两年时间、三年时间，他在两三年中，需要的生活费用、工作费用，我们全部为他解决掉，让他专心致志地写作，不管最后结出什么果子来，至少在发芽成长的过程中，不再有后顾之忧。
柴静：什么叫“不管最后结出什么果子”？是说两年之后写完了，《读库》觉得不一定适合？
张立宪：对啊。你非得跟这颗种子说，你要长成什么样子，这颗种子有压力可能就长不出来了，所以我们想用这种方式。主要是我们现在有钱了——我很纠结，你说我到底是买游艇呢？还是私人飞机呢？想来想去，我们还是成立一个写作基金吧。
柴静：非虚构写作这两年还挺热的，我看到不少杂志说，想要做非虚构写作的计划或比赛。
张立宪：非虚构写作主要是采访式的，走万里路，但是比“行万里路”更重要的是之前必要的准备和训练。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宣布我们写作基金计划开始启动，这个计划怎么启动呢？我们启动的第一条是，凡是一个月内给我们上报选题的，我们一律不理。因为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太短。我见到好几个稿子，都是下过很大的工夫，有一篇是一个人跑了十几个省份做出来的稿子，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看了那个稿子之后，真恨不得发明一个时间机器，拉着他回到两年前，让他在出发前先做一些训练。特别可惜，把那个选题浪费掉了，把自己的时间也浪费了，不是光靠热情和风餐露宿就能写出好的稿子来。
具体到我们的写作计划，我们有钱，也还要看对方能不能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这个可能更重要。
柴静：其实《纽约客》有自己比较固定的记者，他可以有很好的训练和积累在这里，如果你是用这种计划的方式，会不会很随机？
张立宪：《读库》不是《纽约客》，《读库》的选题是没有范围的，什么都可以做。小到家里的后花园，你所住的胡同的门牌号的变化，大到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近到一个屋里的人，远到西藏拉萨或者外国一个国家，都可以做，这样事实上是不可能有一支专职的队伍。但是如果我们能给他解决费用问题，他这两三年就是在做一件专职的事。
还有一个考虑是，最理想的模式是，这件事适合谁做，谁就做，做完了，大家挥手说再见。寇延丁老师在做灾区小朋友的大朋友计划，让我们这样城里的成年人陪地震中受伤的孩子长大，孩子们当中有的已经考上大学了，今年夏天他们还来北京参加夏令营。寇老师当年在挑选大朋友的时候，发给报名者一份好几页的表，像我们这样天天急哧白脸忙事的人肯定完不成，那是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和耐心做好多年的事情。寇老师也有这样的考虑，如果这张表发出当天就收到对方回复的，肯定也不对。同样，如果一个月内特别兴奋地提出各种规划的，我们也一概不理。
柴静：《读库》写作计划的标准是什么？
张立宪：其实还没有标准。我们今年三月份开始已经做了一个编辑魔鬼训练营，对一些编辑业务方面做了很多探讨。当时三次课到最后，从一开始报名的五六百人，到后来的八九十个人，大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业务上的共识，这就方便大家在一起做事，不用再为一些基本的问题争吵或产生分歧。接下来我们也会做一些非虚构写作的训练，在动手之前进行必要的培训或者说探讨。下个周末，我们就先让牟森老师讲讲他这篇稿子是怎么完成的，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们必须逼他在下个周末之前完成，大家留心看我们的通知，我们会在下个周末请牟森老师做一个写作心得的沟通。
刘鉴强老师我也不认识，我没见过真人，他在《读库》上发过《可可西里》、《卡瓦格博》。在座会有很多同行，我们可以在一起探讨这件事。
柴静：我替大家问一个具体的问题，一个选题大概能投入多少钱？
张立宪：恩，没有上限。有志于干这一行的，如果真是想挣钱的话，不如去炒股，倒卖点普洱茶、和田玉。我们会满足他的工作、生活所需。只要是必需的，我们会毫不眨眼地花出去，只要不是必需的，他都不好意思要。
柴静：六哥，现在你有很多的计划提前公布，拿老课本来说，你说完之后，市面上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教材，事实上读库的老课本出来得比较晚，会不会觉得提早嚷嚷出来有点吃亏啊？
张立宪：我们总是自作多情地觉得，别人的行为是我们导致的结果。去年到今年，市面上有一些老课本出现，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和我们有关，我们自认为是有关的，让我们多一点自恋。其实有好处，我们2009年说要做老课本，嚷嚷出来之后，有很多掌握资源的人主动找上门来，如果不嚷嚷，一些问题解决得就没有那么顺畅，提前公布也是有好处的。并且，中国是一个选题富矿，我记得我曾经说过，大到钱运会小到奥运会，都是世界级的选题。这里面不存在争夺，不存在有你没我，你死我活的情况，最好就是大家一起来做。
柴静：就像非虚构写作计划来说，别的地方的操作方式是，搞一个大的比赛，请一些业内名家当评委，确定一二三名来给奖金。读库会怎么样？
张立宪：我们向来是别开生面，我们总会想出和他们不一样的办法来，比如像现在这样，我们就直接把他包养了嘛。各位有志青年，你想求包养吗？
柴静：我前两天去台湾，和几个出版界的朋友聊，我问他们，台湾的非虚构写作现在怎么样？他们说不太敢出这样的书，读者未必会看，作者也未必会写。你对内地这种发展怎么看？
张立宪：从绝对的人口比例上来说，我们比他们还惨，但是好在我们人口基数大，总会有足够的人来支撑我们这个计划。但是真正担心的是我们的阅读。我记得一个朋友跟我诉苦，他和他的孩子发生矛盾了，他整天批评孩子不读书。孩子说，我在读书，我只是不读那样的书，我每天都在用手机、电脑和iPad在看书。阅读的内容和形态发生变化了。我不知道台湾人现在还能不能看得动一本二十万字、三十万字的书，我们看我们自己还能不能看得动一本书。
我觉得人是一种反应很迟钝的动物，他在树林里被一个石头硌了一下脚，走到海边才会觉得脚有点疼。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没有人会承认自己不爱读书了，不爱读纸质书了。但是你自己看一下，每天用来读书的时间有多少？八个小时？六个小时？这六个小时的时间里，读纸质书的时间有多少？读电脑屏幕的时间有多少？可能你的行为实质和你口头上所说的，或者和你心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像爱情。你看金世遗和厉胜男，一直到厉胜男死了，他才知道他爱她，在此之前，他不知道那是一种爱，而觉得是一种恨，一种烦。就像恐龙一样，当这种东西传达到脑子里的时候，已经发生变化了。我们的阅读也是这样，大家对光合作用书店的倒闭扼腕叹息，对纸质书很感慨，但是看看我们自己，阅读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人也是一种很被动的动物，特别是在技术爆炸的当代，基本就是被时代的大潮裹挟着往前走，完全身不由己。我有时候会悲观地想，纸质书的衰落，甚至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无论你情感上多么难以接受。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
柴静：我昨天看博客，有人留言说，韩寒的《独唱团》已经不办了，安妮宝贝的《大方》也不能办了，那老六的《读库》还能办多久？
张立宪：这个问题我说了不算，今天新星出版社的领导和同事也来了。每一本书都有太偶然的因素了，《读库》还能不能做下去，或者它做不下去的理由会不会和《大方》一样，我不知道。至少我现在没有接到通知说《读库》不能做了，所以我们趁此机会赶快多做几本。出版社的抗压能力和对事情的判断都很关键，上次老课本分享会的时候也说过，老课本能出，最关键的是新星出版社的谢刚社长，当大多数的出版同行都在质疑，这套书的名字叫《共和国教科书》，你们也敢出？他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直接让我们做了、出了。至少到现在为止，《读库》还能做下去。
柴静：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你会觉得煎熬吗？要忍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力。
张立宪：其实是很煎熬的。我记得最痛苦的时候，我内心会分出另外一个自己，跪在地上说：“神啊，救救我。”真的会有特别绝望特别无助的感觉。但做这件事也给我们带来了变化，六年前，我在三联书店卖《读库0600》的时候，没有想到现在会是这个样子。不单是我们读者人数的扩大，我们作者的扩大，我们选题规模的扩大，或者我们选题领域的扩大，而是各种各样的，让人觉得挺有盼头的。如果假以时日，我觉得会更有盼头。我们的写作计划已经启动，如果我们用几年的时间，出一两篇、两三篇真正符合世界级选题的稿子就足够了。那时候这个国家还会量产五千个乔布斯，一百万个孝子，未来太美好了，我们也是处在美好未来中的一员。
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老朋友，出版界的同行、前辈，还有平时一起打打闹闹的老哥们，也是个很轻松自在的环境。请董秀玉老师说几句。
柴静：董老师对《读库》也是比较了解，这么多年了，就算是对小张走了六年的路和以后的走法，有没有什么建议？
董秀玉：不好意思，今天我纯粹带了耳朵来听，因为我觉得张立宪不断地在创造奇迹。我们现在整个出版界大家都在叫“不好啊，不好啊”，那么多出版社，那么有钱，规模那么大，都在说“不行啊，不行啊”，可是张立宪一个人能够把《读库》坚持得这么好，这么有理想，这么有文化关怀，所以我说一定要向他学习。我一直希望我能有一点点微薄的力量支持他，我也希望大家都支持他。
张立宪：因为今天相当于年会一样的节庆，让在座的朋友说话的时候，大家都会把我们夸得不好意思了。接下来我们除了读库，说点别的。
柴静：今天的读者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天气不好的下午聚在一起，挺温暖的一个场合。说说自己的生活也行，互相认识一下也行，大家有什么和读库无关的话就说吧。
张立宪：这次从全国各地来了有三四十人，如果我们不卖票，大概能来三四千人。很多人一想，三千多元的机票，再加上三十多元的门票，就不来了。
读者：我其实首先是代一个人表达对柴静老师的喜爱。
张立宪：你说完之后，我们再确定一条纪律：除了读库和柴静，聊点别的。
读者：刚才还在通短信他说，一定要表达一下。我也没有想到有这个互动环节。他原来在南京政治学院念书，现在在西安当兵，非常喜欢柴静老师，我跟他也是因为有共同的喜好才认识的。我代他表达一下，我自己是从高中就开始也非常喜欢你。
柴静：这个等会儿咱俩单聊吧。
读者：我在现场寻下人吧。我之前在南京念书，我知道南京有个“南库房”，当时《我的抗战》在南京做巡映，我当过义工，跟他们有一面之缘。我记得有一个“书僮”，我现在北京，我知道他们也从南京赶过来了，但是人太多，他在哪里？南库房的兄弟在哪里？
书僮：我们在这里。
张立宪：难道除了读库和柴静，就没有别的了吗？梁晓燕老师也在这里，她是我、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最美的中国女性。
梁晓燕：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正好要说一个跟读库无关，可也不能说完全无关的话题。我也想寻一个人，《教育家》杂志的主编小文在不在？为什么要讲到这个？今天我们不说《读库》的溢美之词，我相信老六已经听过很多很多。我在想，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今天带那么一种同道之心聚到这个地方呢？我自己是在一个做农村教育发展的基金会工作。大家对中国今天的教育真的有一种情结，我听到所有的人都在骂，都在批评，但是所有人又都无可奈何，觉得我们改变不了什么，所有人都有一百个理由认为我们做不了什么。可是上两个星期的周末，我们在北京开会，主题是“新教育新课堂”，在这个会议中，我们找了一大批在学校、课堂中实实在在推进教育改革的校长和老师，他们非常有创造性，非常有教育理想，真正地把教育理想落实到实践中、落实到课堂教育行为中。好多人参加那个会，回来跟我们说，他们很多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会场。教育理想主义的气息洋溢在那个空间里，同时每个来参加的人，都说我们可以做，我们能够行动，而且我自己的课堂就是我行动的场所，我自己的学校就是我行动的场所。那我们可以说，阅读是教育改革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和老六的交往其实并不多，只见过两次面，但是每期《读库》我都看，也算是个比较忠实的读者，还推荐给很多的年轻人。我觉得老六身上最感染我的是两种东西，第一是骨血里、生命当中的理想主义，对文化、对品质的那种理想主义的追求。这种理想主义的追求落实到每个最具体的细节里，所有的创意是在这样一个精神底色上生长出来的。这样的东西，使得我们就好像生命中有一种密码一样，见到了对的人。第二种东西，在我的职业经历当中，我也做过差不多十年的职业编辑，今天老六对于编辑工作的一些话，我特别认同。作为一个职业编辑，我认为特别引为自豪的是什么呢？是你的杂志拿出来，品质这么高的杂志，作者居然都是人们没见过的。这是我作为一个职业编辑要表示非常高的敬意的。我自己在国内做文化类的杂志，非常大的一个困扰就是作者的重复率太高，写来写去，这些人大概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大家熟悉的。而那些不熟悉的作者没有更多的社会身份，但是他们是真正有文化的人，这些在民间江湖中的人，你没有可能找到他们，没有可能发现他们，没有可能有一块天地让他们浮现出来。这件事情，在老六的工作中，我看到了我当编辑时的那种困难、难受和想去努力而无措的感觉，这是让我感觉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后来从职业编辑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身份，开始做农村教育改革的推动。我也深切地感觉到农村阅读环境的恶劣，阅读环境荒漠化导致整个教育品质的极端低下。农村教育不是拨钱盖希望小学送什么东西这些事，教育水平的提高关键是教育品质的改善，阅读是其中核心的一部分。
张立宪：让寇延丁老师说两句。
寇延丁：其实我想说，这好像是一个暗号接头的场合，让某些生命里有着接近或者类似东西的人互相寻找，并且找到的场合。我们和四川有关的事情，也跟读库有关，已经走到了第三年。去年发生过一个小故事，我想拿出来分享一下。之前有一位《读库》的读者在读库论坛上留言，因为给一位败血病的孩子献血，孩子的家长给了他六百元，他想捐出来。六哥让他来找我们，我们当时不需要钱，暑假给孩子们做夏令营需要钱的时候，再让小六跟他说。今年夏天我们开始做“大手拉小手”夏令营的项目，小六找到他，说那边的项目已经开始了，你可以把钱捐过去了。他说他已经把钱捐出去了，而他已经是那个灾区项目的志愿者，还负责夏令营纪念册的编辑，做得特别好。我们希望给参与到我们项目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互相寻找的结果。
张立宪：像寇老师他们做的工作，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读者真正出力其实很少。但是我们有一点值得自豪的是，我们会跟寇老师说，你们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来兜底。可寇老师遇到的问题几乎都能靠自己解决了，我们兜底的经常没有着落，能干的活儿很少，可做这种能够兜底的人，感觉还是很美好的。
读者：我是来自杭州的读者，我要谈的话题实际上和老六有关，这次过来参加这样一个聚会，我是想找六哥帮个忙。因为也是受了《读库》的启发，刚刚两个老师讲了农村的阅读环境，我想在一些农村学校建“美丽图书室”，依我现在的能力，一万元左右的图书室一个月可以做十个，一年可以有一百二十个。我有两个需要六哥帮忙的地方，一是推荐一百本、两百本最好的书，二是能够用五十年、一百年结实的书架。在书的选择上，我希望通过六哥介绍一些朋友，帮我选一百本这样的书。我是做网络购物的，我的网站一天差不多有十万人左右的群体过来，这和我们主张的美很有关系，我们认为美是由内而外的，这次我们选择做“美丽图书室”，刚好非常切合我们的主题。我们接触到很多农村的小孩，你能看到从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东西，如果未来有更好的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书籍的话，可能对他们来说，到我们这样二三十岁的时候，也会是非常温暖的回忆。希望我们美丽图书室上线之后，大家也能够照着书单给我们捐书，运费还不要我们付。
寇延丁：我想接着这位朋友的话，推荐他找梁老师和立人乡村图书馆，他们做这个图书室已经很多年了。
读者：我是从2006年开始看《读库》，家里的《读库》已经摆了满满一柜子。我想问六哥一个具体问题，《读库1104》用两百页发了“小革命”这样的专题，看了那篇文章，我想尽快去台湾看一看，体会一下。那篇文章本身相对来讲可读性没有那么强，你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决心和篇幅来展现这样一篇文章？
张立宪：“小革命”这个专题篇幅很大，两百页，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相对其他文章，它不够好看，也不够解渴。里面大概介绍了二十个小系列，其实有六个就足够了，若是用两百页做六个，效果可能比两百页做二十个要好，但确实操作起来有难度。这是《中国时报》连续做了好几年的专题，我们整个接受它和它的瑕疵，它也是不可逆了，不可能往回找了。关于这个专题，在《读库》的读者中争议很大，有的人直接批评说这个太差，说这是最难看的一期，也有人说很好，是最好看的一期。太美好了，我们做的事就是要引起这样的争论。
柴静：今天也有《读库》的作者在场，我也想请他们来讲两句。南香红老师，《小河传奇》是我看到她写得最长的一期，不知道中间有什么故事。
南香红：我应该不算是特别好的作者，也不算是经常看《读库》的读者，所以很惭愧。但是借《读库》的版面发了自己的《小河传奇》，这是一篇关于考古的东西，而且是新疆那样一个遥远地方的考古的选题，可能那个东西对一般人来说难以接受，那么遥远和陌生的东西，但是那一期做得非常好，得到了很多读者反馈，我自己在这方面也非常感谢《读库》。
啰嗦话也不说了，刚才我听到老六说他对非虚构写作很感兴趣，也有想研究的想法。我跟朋友也在讨论这个话题，关于特稿和非虚构写作进行业务上的探讨，划定一个边界。现在这个概念很乱，新闻学院教大家怎么写新闻，而不是写特稿和非虚构写作，文学院又是教学生去想象，用文学的方法表达，不会教你采访。有机会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张立宪：我们本来就把您列为目标了。
南香红：我自己也有一个选题，如果《读库》能看得上，我非常荣幸。这个选题是关于1949年之后财产的命运，最集中的是关于城市里房子的命运。1949年之前，中国人攒钱在北京或者上海买个房子，是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基业。但是1949年之后，房子都成了公家的，有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所有家族的记忆都因为房子的丧失而丧失。现在我们又要花大价钱买房子，是七十年的产权。这里的纠结太多了。如果可以的话，在这里就先报下选题。
张立宪：谢谢。其实当时南香红老师的稿子在我这里压了很长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多。有时候一篇稿子的出现时机很重要，这篇稿子是有关考古，并且是遥远的新疆的考古，我们想如果时间能再多一点，我们挑战读者阅读底线的信心就更强一些，在此之前没有人想到我们会登有关考古的稿子，照片还都是尸体呀，骷髅啊。事实上我们等了一年多之后，觉得我们能够挑战阅读的常规或者是阅读的期待了，我们才发出来。一个人拿到一本书的时候，实际上是先有阅读期待的，而一篇文章的出炉是有时机的。
田巍：刚才大家都在说捐书的事情，我想讲一讲这些年我做的有关捐书的事。我在中央电视台，这么多年来一直爱看书，也想给孩子们捐点书，这些年也做了不少事。2003年，我们策划了一期送教育去西部的活动，凭借着科教频道副总编的面子，跟十几个出版社征集了很多的书，真的很多很多，都是我到一个个出版社拿着书单去挑的，给学生看的英语教程，怎么学英语等新书。当时我们十几个人走了内蒙、宁夏和云南三个省，虽然我们一直说要求把书捐到乡里去。每到一个地方，都开很大的捐赠仪式。我们在呼和浩特，有的领导专门从阿拉善坐飞机来参加。这些书有的是我们直接送到乡里学校的，摆一片，学生看着挺开心，最后这些书发到学生手里没有呢？据我所知没有。我们甚至发现学生看的教材都是盗版的，我们也问那些老师，说学生买不起正版的，只能买盗版的。那些从阿拉善坐飞机到呼和浩特的人走的时候看着那些书，说他们带不走。我们紧接着要去宁夏，只能让当地教育部门的人来处理。我们在云南，出版社把书送到电视台，我们再花钱送到云南省教育厅，让学校来取货。有的取走了，还有一些书，过了一年，我问处长，他们来拿走了吗？他说有些学校没有车，不能过来拿，书就一直在那里堆着。之后这几年，我们就不再通过这些教育部门捐书了，自己去想办法。我们台里办的有一个比较大的英语赛事叫“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我们每年号召参加比赛的学生把自己读过的英语书捐出来，通过我们自己的体系去捐。2008年，我们去甘肃，在那里援建了希望小学，在海拔三千米以上，我们这些年捐了很多书，一帮人全都上去了，到那里一看，学生的校服很干净很新，但是我们捐的书放在一个没有灯的教室里堆着，没有动过。我们问这些学生为什么不看呢？他们说每天他们要走三十里的山路上学，然后还要回去，回家还要带弟弟妹妹，没有时间看书。
书很好捐，但孩子们没有时间看，老师是不是会引导孩子们看。我们捐书很容易，每隔几个月我都可以整理一箱半箱书，这些孩子真正能看到吗？能有选择的看，看完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帮助呢？像小崔搞的培训老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点子。光把书给孩子没有用，他不知道怎么用，老师都不知道。我们去那所小学，他们七个老师一年的工资是八千九百元，课余时间这些老师还要养家糊口，不能说来了本《剑桥中国史》就跟孩子说，来来，我给你们讲讲什么叫《剑桥中国史》，老师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们怎么教这些老师去做。
张立宪：公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关注一下西部阳光、立人乡村图书馆，可以得到很好的答案和教益。
柴静：我记得我们之前聊的时候，你有计划是做《少年读库》，现在你的计划改变了？
张立宪：前一段时间我们碰到过这样的事，一位农村的家长买了一套老课本送给他家小孩，之后退给我们了，说小孩看不懂。又有一次，我拎着一套老课本送给一个人，他跟我说谢谢，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睛里没有任何光芒，很客气地把东西放在了旁边。那种眼光，还不如我向他炫耀一款新手机里的彩铃，可能会更吸引他。确实让我感触很深。公益要有伦理，怎么能不强人所难，不要你认为应该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还有就是专业化。这些年我接触公益和NGO越多，越发现这是高度专业化的事情。我的专业就是个编辑，我们只是把我们值得编的书好好地编出来，怎么把它扩散，怎么完成跟农村偏远地区孩子和老师的对接，我们并不擅长，包括跟他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和信息采集，我们只能把那个交由别人来做，我们做我们擅长的事情。
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我们去年给甘肃寺庙里的孤儿捐款，捐款很容易，几万块钱很快就能筹到，但是怎么能把这些钱送到他们手里，需要跋山涉水地送过去。因为我们承诺每个学期都要去捐，今年又筹集了款，但是对王搏老师来说，只能等他找到车和志愿者跟他一起，才能去那边。真正对接和落地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中间经过层层的传递之后，会发生很多的变异，可掌控的因素太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根本探讨不清楚的话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做专题向大家请教。
柴静：之前想办这个，是你可以直接对当初和你一样的农村孩子说话，现在你退回来做你自己能做的事，你是要避开道德激情的诱惑？
张立宪：对，做事情很怕用激情和道德感去绑架别人。比如，若是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就认为自己有理由对别人提要求。对这件事情也是这样，我要检讨一下我自己，一是当年太把自己做的事定义为好事善事，二是因为有了这个定义之后，太把这个事当回事了，会对别人形成压迫，包括对受捐人的压迫。这样其实不好，还是老实点，往回收一点吧。
昨天晚上我和一些从其他城市赶过来的读者一起吃我们的总舵主小米同学从苏州扛过来的六十只螃蟹，他们扛过来的白酒也把某个人喝吐了，特别像一个有组织大规模的传销集团。有一个从沈阳来的女孩儿，年纪很轻，她说她动不动就买一套《读库》送给别人。我就劝她，你得给自己留点嫁妆，别都用来买书。后来才知道她刚毕业一年，现在处于没工作的状态，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其实我们在北京好多人急哧白脸的，老觉得自己什么都缺，什么都不够，其实没那么可怕。当然我们不鼓励每个人都买十套《读库》送给别人，就像真正的传销。我建议在座的单身男青年寻找一下我们这位可爱的姑娘。哦，我还不知道这个姑娘有没有男朋友呢。
柴静：刚才六哥拿出来一个小盒子，我还没来得及问。
张立宪：这是贵阳的读者自己手工制作的茶叶，提前好些天就把一大箱茶叶快递到北京，昨天晚上跟大家瓜分了。他既然把这个东西送给我，它就属于我了，我就有权来支配，我想把它送给一位七十岁的老爷子，我们都是美丽性感的天蝎座。他是昨天的生日，我是明天的生日。
柴静：其实好多外界的印象或者错觉是，《读库》这些年是六哥一个人办起来的，其实那个“云计算”的团队有很多的成员，我也不认识他们。我跟六哥提议，今天是一个很可贵的庆典，能不能让他们出来和大家见个面，认识一下。
张立宪：好，我多担心他们被人挖走啊。那边一直疯狂打字的是我们的御用人肉屏风小树同学，旁边那个拿相机的是豆弟，他们这些人都是主动送上门来供我们蹂躏用的。三年前，我们在涵芬楼的读者见面会上有一个从青岛来的女孩说话，那次还有视频在网上流传，有人提议人肉这个人，看这个人到底在青岛哪儿。理论上说，一个人找另外一个人要六层关系，怎么找呢？她记得青岛有个酒吧，里面摆着《读库》。就去问老板，你知道还有谁喜欢看《读库》吗？老板说我知道，于是就把那个人找到了。
柴静：你听到这个消息是欢喜还是悲伤呢？
张立宪：唔，我明白了，你是想说喜欢《读库》的人少得可怜，就像大熊猫一样，一共就那么多，很好找……
继续介绍我们的团队吧。我们读库有专职的平时为大家服务的团队，小六甲在那边，小六乙呢？在这儿。她已经当妈妈了，她的小孩十三个月，我们的“库二代”。昨天有读者在微博里贴出了自己小孩刚出生的照片，“库二代”这个名字是她起的。还有六嫂，我们的人力资源部部长、行政处处长、运输队队长、伙食科科长、计财处处长，您说两句吧。其实六嫂每一年都在《读库》里给自己埋个伏笔，从《读库0700》开始的00期《读库》藏书票都是她画的。
张蕾：我和《读库》一起成长，我觉得这六年我也收获了很多。
张立宪：六嫂，我们收藏的私人游艇和私人飞机就别讲了。
张蕾：我对大家光临现场表示感谢吧。
张立宪：现场纪律，说点《读库》之外的。
张蕾：揭揭你的老底行吗？六哥在家里属于神仙级的，睁开眼就坐到电脑前面，每天除了我喊一声吃饭，他挪个地方外，其他生活上的事都和他没有关系，这是他生活的常态。我就封他为我们家的神仙。
张立宪：谢谢神仙姐姐。我们的两个小伙子呢？真正的两个苦力，在库房负责发货，小梅和小姚。我们不得不汇报一下，读库一开始的两年，我的家就是库房，房子最紧张的时候，六嫂晚上看电视，要趴在沙发和电视机之间的一堆书上看，后来直接在书堆中间给自己搭了一个大宝座。再后来我们有了库房，从三环外搬到四环外，去年搬到五环外，今年又有了一个六环外的库房。最后的成果就是那些书，就是那些库房。现在电子书已经出来了，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找的库房会不会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我希望我们的库房能少点，现在钱都耗在库房上了。
我们说图书的成本核算，所说的时间成本和其他的成本，还有一个成本，是保证有货的成本。假如你想让你编的这些书卖十年、二十年，就要保证库存一直有货，这个占到我们非常大的成本。让我们自豪的是，我们做的每件东西都在持续不断地销售，我们的痛苦也在这里，我们要保证所有的东西有库存，库房的压力很大。像这本《多雷插图：堂吉诃德》，要做它很费劲，我们希望杨绛老先生给我们授权，让我们用她的译文，一开始说只是我们内部印一些，看能不能挑战成功。我们这次印了五千本，印得很不错，杨绛和吴学昭老师也在问能不能公开出版。我内心也纠结了一下，如果杨绛先生说，你们不许再印，就这五千本了。我们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这五千本会迅速被抢光，否则这五千本三年都卖不完。遗憾的是，杨绛先生又授权了我们可以公开出版。
柴静：现场还有两位作者，何帆和土摩托，他们俩其中有一位跟我抱怨过，他写的稿子被老六改得还不如之前的好。
何帆：肯定不是我。刚才说为什么那么多作者愿意把稿子给《读库》，因为那是检验自己的写作能力的地方。有时候把东西给别人，对方就发了，你可能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不知道自己的东西是不是那么好。六哥对稿子是有要求的，他约我专门给《读库》写篇稿子，当时我非常紧张，我觉得《读库》的文章都非常好。跟六哥交流了很久，决定先选一个群众喜闻乐见的黄色小说，又得跟法律沾点关系，那就言论自由，于是就写了一个《淫秽作品和言论自由》，后来六哥返回稿子的时候说一条过，我当时特别骄傲特别高兴，能够得到六哥的认可是非常开心的。
对于作者来说，有一些出版社和编辑约稿，他有时候看的不是给多少稿费，印数是多少，而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在编辑手上增值。稿子出来有编辑的智慧、美编的智慧和其他很多人的智慧。每篇稿子回来，我特别在意六哥改过什么地方。我把自己翻译的书《批评官员的尺度》里的一章给六哥，里面有若干小错误，在正式出版的时候，我和出版社的责编都没有发现，有一天六哥给我短信说有一处小错误，你出书的时候发现没有？我说没有发现。我把《独立宣言》发表五十周年写成了十五周年，是我当时一不小心把英文看错了。一般的编辑是不会发现的，但是六哥发现了，并且给我改过来了，让我特别感动，这是个非常细致的工作。我觉得如果说为什么作者愿意把稿子给六哥，一个是能够满足虚荣心，二是因为他能够让稿子增值，变得更好。
张立宪：何帆老师的稿子，特别是今年的文章，也有读者批评我们，为什么要搞一个书摘？难道《读库》就没有原创稿了吗？其实我是要保留一个标本，这本译著原来就叫《批评官员何以成为自由》，后来被出版社改成了《批评官员的尺度》，我们想保存一个原来的样子。
袁越：我给《读库》写稿也挺偶然，《读库0600》上的稿子其实是我的《来自民间的叛逆》书里的一章，老六是那本书的责编。后来写的三四个稿子，只有一篇《经度之战》是专门给《读库》写的，其他都是以前写好的。我大概有四年没有给老六写稿子了，我很惭愧。老六每年都会说，你的年度力作在哪里？原因也很简单，我现在的写作环境太严酷了，我所在单位压榨我很厉害，老让我出差，而且现在比起四年前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有微博了，实在没时间了。年度力作有四年没出来了，但是我想今后还是要留点时间，尽量不上微博，坐下来写一些比较大的文章，我所在的单位不会让我写五六万字的稿子，在《读库》还是需要下工夫。
我借这个机会问老六一个问题，可能和我的单位有点像。《读库》说白了只有你一个编辑，你的视野就决定了《读库》选稿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避免因为一个编辑而带来的视野狭窄的问题，有没有想过聘一些客座编辑？
张立宪：怎么保证自己的视野不狭窄？就是来自读者的举报、作者的举报和朋友的举报。这种义务的客串编辑会比专职的编辑还好。《读库》的选题视野是不是狭窄我不好作判断，但是尽量让自己有这种想象力和突破能力，以及对我们编辑方针或者选稿理念的调整。
柴静：那六哥你有危机感吗？罗永浩也要办这样的杂志，第一期就找了土摩托，要发六万字。
张立宪：啊，我好踏实呀，幸亏他找的是土摩托。其实读者兜里不会只有三十块，就只买一本书。至少我和出版界同行没有一个是竞争关系，不是你死我活，有你没我的关系。如果大家把这个行业当回事的话，把书做得让大家满意的话，读者愿意花三百、三千元来买。如果不满意的话，三毛钱都不愿意。书这种东西很奇怪，我们买其他东西，买完就拉倒了，只有书，买完了之后，真正的情感才开始，就像恋爱一样。他花三十元买了一本书，他可能会对这个作者恨得咬牙切齿，再也不买这个出版社的书了，但也可能爱上这个出版社，爱这个作者。真正的冒险，真正变化的可能在后面。
刚开始跟柴姑娘对词的时候说，一定要抨击一下当当、卓越和京东的低价政策，后来忘了这事，我主动来说。比如我是卖包子的，我的包子一块钱一个，但是旁边有家包子铺，他用一块钱一个的价格把我这里的包子都买走，然后卖八毛一个。我问法律界的人士，该怎么办？他仔细替我设想了一下，说第一，你不能告他，人家一块钱一个从你手里买的，你的利益没有损伤；第二，买包子的也不会告他，买包子的人得到了实惠，应该高兴。我说这就没人管了吗？没天理了吗？他说，可以让另外一个包子铺来告他，本应该卖一元，他们那里卖八毛，把包子当馒头卖了，不行。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个包子铺也把自己的价格降低了。后来法律界的人士说，应该让商务部来告他，这是不正当竞争。但是商务部的人可能根本就不吃包子。
我们昨天刚刚跟当当宣布，我们退出他们的竞价。我们真不愿意我们的包子卖成这样，我们是宫廷包子啊，不再跟他们这么纠缠了。
这种竞争最讨厌的是，只把一本书归结为它的物理成本，就是一点纸和印装费，里面负载的内容都不管。他们还欺负我们图书业的低价，我们《读库》一期印三万本，全部买完就是九十万，他们全部买下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即使像柴静的书，要真有那种钱多人傻的人，也可以把书全买下来，那点钱对他来说九牛一毛，他雇几个人在十字路口，看到等红灯的车就往里塞一本，把书当广告宣传品来发，书变得毫无尊严可言。虽然我们的利益貌似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读者仿佛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可我就觉得这个不对，但也不知道和谁讲理去，包子不应该是这样的。
读者：我并不是《读库》的忠实读者，几年前曾经买过，之后没有再看。从我本身而言，我对作品的选择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会挑选自己最喜欢的书，但是不会说喜欢到一直买，不好我会抛弃。不是说《读库》，《读库》我只看过一期。针对刚才的问题，我想说，互联网是不可逆的。不管你抱着什么态度，是否一定要坚守《读库》现在的方式，一定要用这样的操守和性格去坚持。但是潮流是不可逆的。我看《读库》最近的选题，实际上和已经关掉的《大方》和现在做得很不好的《书屋》、《读书》类似，在选材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脱离时代感，很多人是在怀旧，或者翻历史旧账，借古讽今，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他们对互联网是很抵抗的。今天来的更多的是年轻人，没有人能离开互联网，尽管你说，不愿意让当当、京东这么卖，但是你抵抗不了。《读库》对当当而言，只是一种商品而已，只是它数千万种商品中的一种，《读库》如何建立自己的渠道，寻找自己的读者，让你的精神文化影响到这些人群，影响到九零后、影响到零零后，这是老六应该思考的问题。如果你对当当不满，对卓越有意见，用你的情绪，用你的道德，用法律解决不了问题，这件事本身还是商业的，你要用强有力的商业手段来对待它。或者说，我就是不和你玩，我坚持自己的玩法，《读库》的读者也支持你这么玩，你才有可能把你的操守坚持下去，否则你一定会被互联网淘汰。
我在传统媒体做了八年，2009年转行去做互联网，也在做媒体，我相信对传统媒体出身的人而言，转型互联网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我注意到，大家都想做一些文化类、教育类或者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本身有很强的文化抱负在里面，我之前做传统媒体，现在做纯商业媒体，但是不代表商业人群和媒体就没有社会责任。我们履行社会责任的方法是，现在的商业社会给了你这样的机制，形成了这样的文化，我们就在这个文化中，用商业的手段形成自己的诉求，去推动我们想达到的东西，达到我们的目的。我觉得《读库》做得已经很好了，能够让很多的人不远万里到这里，在酒吧里找到同类，让很多人因为一本书聚到一起，已经很厉害了，尤其是在当下，但是我觉得老六可以更开放，用更商业的手段，给自己更多的商业的智慧去想未来。
张立宪：这位兄弟说得很对。因为刚才那个话题没有说完。人类的感觉往往是迟钝的，从树林里走到海边才觉得疼。我们的阅读已经是这样了，每个人花在电子阅读、电脑阅读上的时间已经超过了纸质阅读，这个时候再强调对纸、对实体书多么有感情已经于事无补了。
电子书就好像当年网络文学兴起一样，传统的作者包括专业的写手对网络文学都很抗拒，他们甚至不会用键盘打字，后来事实上融合得很好。像我这样的人，一开始我看到网上的帖子，恨不得把错别字和用错的标点都改过来，但是到后面会看到，事实上是互相成就了。我自己最满意的文字，都是我在投身到网络之后写的，网络写作的成果也是因为有了传统的文字高手的加入而提高。
无论印书的、编书的多么有感情，电子书都是未来的方向。现在我们《读库》每年都在增长，这个增量不是来自绝对读书人的增量，而是来自原来十个买书的人里只有一个人买《读库》，现在可能买书的人只剩下六个，但是里面可能有两个人买《读库》，这个增量不值得我们骄傲。我们对现在的电子书心里没谱。去年我会主动找人问，听说你是做技术服务的，你是做iPad APP服务的，我想咨询一下什么什么。今年我们每个月都会接到主动找上门来要和我们一起开发电子阅读的机构或者公司的来信。未来的融合几乎是必须的，但是我现在看到的电子书，给我第一眼的感觉是，那不是我想要的样子，不管是做得多好还是多坏的，到底什么是我想要的？或者什么是好的电子书？我不知道。好在现在《读库》实体书还有一口气可喘，我们会利用这口气来寻找一个好的电子书的方向。我想，虽然大家基本上都不看纸质书了，但应该既需要像董秀玉老师这样做了几十年纸质书的人，把他们的意见也融入到电子书里，又要有把电子设备玩得像身体器官一样的技术高手的加入，这样才可以。
我想，归根结底，电子书和传统出版业之间，不应该是敌对的关系，互相鄙视，老死不相往来，迟早会变成一家子。
在这个结果到来之前，第一我们不会将就，不会贸然拿出一个让自己都不满意的东西，第二我们会用心来做，第三我们会努力把纸质书做好，至少让我们支撑到美好的未来到来的时候，五千个中国的乔布斯诞生的时候。
柴静：他刚才还有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你就不能像卖包子那样，接受你的书只是一种商品？商品面前人人平等，各种商品都平等。
张立宪：这个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有的人就愿意把自己的包子卖成宫廷包子，有人就愿意卖成纸馅儿包子。你不能让苹果有梨的味道，我就是这样的包子，没办法。用别人的观点来抨击自己，用挣了多少钱或者在富豪榜上、权力榜上排名多少来框定一个人，这都很可怕。我们读库还行——瞧我们都可以买私人游艇和飞机了，但是我们不会在发行量几千本的书面前趾高气扬，也不会在发行几百万本的书面前就跟孙子似的。世界不会只有一个标准，最后都着落在钱上。看看我们这几年做的事，都不是最后光用钱可以做出来的。
读者：各位老师好。我就是一个九零后的读者，我非常喜欢《读库》，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像一个纪录片，可能没有太多的个人感受，但是包括了对事件很多真实而客观的评价，像柴老师做新闻报道时所强调的一样。我觉得每一次看《读库》能够让我拓展自己的视野，学习到文化和精神。同时我也是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清华在大家的眼里可能是一个理工科的学校，我也是一个工科的学生，但周围有越来越多的同学也开始关注《读库》。我们能不能请两位老师到清华的校园里跟我们一起分享《读库》的故事，讲一讲文化和读书？
张立宪：我曾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大学讲座经历，因为我不是个老罗那样的演说家，更不是李开复那样的野心家，我的讲座基本上处于一开讲双方都要睡着的状态。我是一个编辑，你让我聊稿子怎么编，字怎么改，纸怎么选，我会头头是道。而现场的同学们基本上是两类人，一类是你怎么看待宗教，我觉得这是一座图书馆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也解决不了。第二类是听说你和柴静是很好的朋友，她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呢？文雅一点点的问法就是，柴静是怎么成为柴静的呢？其实就想知道，柴静是怎么名利双收的呢？
我现在基本上拒绝了大学里的邀请，因为确实在什么年龄琢磨什么问题，演说的任务交给罗老师来完成吧。你不能让苹果有梨的味道，你也不能让我有罗老师的味道。
读者：我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学中文的。大二暑假我在报社当记者的时候，一位编辑问我，你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都看些什么书？我说了几本，他说你知不知道《读库》？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读库》。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其他几个实习生也是中文系的，都不知道。那位编辑就用惊讶的眼神看我，连《读库》都不知道，当什么中文系的学生啊？我回去网上搜了一下，当时的消息还不是特别多。后来我在一家独立书店第一次看到《读库》，过刊，买回来之后，差不多用了两三个晚上读完，很有感触，推荐给身边爱看书的同学，他们都很喜欢。我大概推荐给了五个人，他们有没有推荐给其他人我不清楚。我把书带回家，给表弟表妹看，他们还在上小学，我觉得他们感兴趣的可能会是其中几篇，有些是他们那个年纪看不懂就别看了。结果我隔一个星期回家的时候，妹妹说，她全部都看完了，还都看懂了，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更让我惊喜的是，她会问我“文革”时期的事。我就很放心地把我看完的《读库》带回家让表弟表妹们看。
张立宪：你的大家族能再大一点吗？我们《读库》的伟大复兴就靠你们了。
读者：恩，我一期只买了一本，没有增加太多的销量。我也在网上看东西，像我这样一个既不是互联网的弄潮儿，也不是一定要抱着纸质书的态度，就是比较中立的态度，不管将来什么样子，不是一两个人坚守能够掌握的，但是从小我买书有一个坚持，今天我可以特别自豪地跟在座的各位老师讲，我以及我们家的小孩，从来没有买过一本盗版书。
张立宪：这个小姑娘的话让我增加了无穷的信心。德国有一句谚语叫“半空的杯子总是半满”。你是痛苦杯子里只有半杯水呢，还是庆幸杯子里还有半杯水？在这么多人不知道《读库》的情况下，我们都已经买得起私人游艇和私人飞机了，如果更多人都知道的话，我们鼓捣“神舟八号”都不是问题。她的表弟表妹都会长大，那就是我们美好的未来。为什么六年前的《读库》还在不断加印有人买，就是很多人有钱了，买它整套的《读库》去。
读者：我是《体坛周报》篮球部的编辑，我觉得我所在的领域有一点文化沙漠的意味，因为是体育，而且是接近职业体育。但是我感觉现在市面上与篮球有关的杂志也好，报纸也好，里面文字的质量越来越下降，让我很受不了。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雄心，六老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模范，我非常想做一个篮球领域里的文字质量高一点的杂志或者刊物，不管是以纸质的方式还是电子的方式。我想请教的是，如果我要开始做这样一件事，最初我要解决一些什么技术化的问题，该找出版社来做么？您有什么建议给我，包括挑什么样的纸等等，我都非常想了解。
张立宪：这个问题又是需要一座图书馆来解决的，或者一个大学四年解决的。首先，你心里要有一个标杆，什么是好的文字。这个标杆其实很重要的，我见过一些人，他的标杆他自己认为已经很好了，但在别人看来不值一提。这个标杆和你视野的广度和深度是有关系的。另外还要有一个判断，你能不能实现，就是你的角色问题。当你是个读者时，你看一个东西很有快感，好的文字真的会有阅读快感，但是你自己能不能编出这么好的文字，能不能写出这样好的文字，这个转换是个很痛苦的过程，你要所有判断。
你刚才所说的操作环节的问题，我认为现在中国这么多出版机构、出版社、出版公司，他们需要大量好的东西去填充生产，如果你能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如果做得好的话，肯定是有出口的。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你打个保票，写个背书，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别做了。这样的话，你永远在等待，把上微博的时间都用来实现这个，之后会有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
柴静：我补充一句，这次在台湾看到他们写NBA写得很好的唐诺先生，我知道这一点是十年前跟阿城聊天的时候，他说台湾有一个很牛的人叫唐诺，那时候还是公牛队，他写皮蓬的文章叫《杏花吹满头》，时代在变，机构在变，好的文字不会变。
读者：我想说，不用大家人肉我了，我就是刚才提到的沈阳来的女孩，还是自己站出来吧。
张立宪：你有男朋友了吗？
读者：目前还没有。在今天的活动结束之前，找个机会把我的感受说一下。其实我也像刚才的女孩一样，让周围更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的朋友，我的弟弟妹妹、亲戚家的那些小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读库》，去喜欢它，也想通过他们让身边更多的人了解《读库》。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最大的收获是从六哥做《读库》，以及各位做公益的老师身上学习到，不要去想着我做一件事能得到什么，而是我现在需要去做什么，还能做什么。我目前的状态是，我还有点方向感，知道我想要做的是什么，可是第一步迈出来，只有一只脚在地上，另一只脚找不到一个地面可以落下来。今天回去之后，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只是要找一个地面，踏踏实实地坚定地走下去就够了。
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结束之后，能跟柴姑娘合个影，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受柴姑娘影响比较深。
张立宪：周伯通传授给郭靖空明拳的时候说，一只碗是空的，才是有用的，碗里有东西就没用了。你另外一只脚没有落下来，你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那些人拥有的工作和各种机会把他绑得死死的。
读者：我来这次活动是临时决定的，在来之前的头一天刚辞了职。理想和现实面临的问题还是有点差距，可能两者是平行线无法相交，我回去之后会面对现实，想想怎么处理好这些事情。
张立宪：肯定会的。去年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们公司老总要招人，报名的有上百人。面试最后剩了几十个人，后来发现一个人背着读库包进来了，他就把那个人留下来了。
读者：我好像看到王军老师了，想问下，你的梁思成传记什么时候出炉，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纪录片都出来了。另外想问胡小鹿老师，去年《我的抗战》在沈阳巡映的时候我去了，《我的抗战·二》什么时候能够在电视台放映？有没有《我的抗战·三》这个计划？
王军：你问到我最郁闷的事了。我还是在过去这些年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现在还在档案馆，翻很多的档案。但是写梁思成的传记对于我来讲，我还太年轻了一些，还需要时间。在这里，我要向老六——因为我们是大学同学——我们为有这样的同学感到骄傲。我还要特别感谢老六，我的儿子今年读一年级，我把老课本的课文拿给他看，以至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不给看他就闹。我很感动，我回想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很恐怖的回忆，我终于看懂了中文，我把我们家天花板上糊着的报纸的标题看懂了。我记得报纸上的标题是一串黑体字“打打打打打”——“打倒叛徒刘少奇”。我当初接触的是这么恶劣的中文，现在我的儿子接受的是这么美丽的中文。感谢老六，让我们和老六一样，把我们的中文变得更加美丽。
胡小鹿：我昨天在给朋友们发短信，邀请大家明天参加看片会的时候，我说感谢有各位的支持，《我的抗战》居然还能二。真的，其实《我的抗战》当时做得很难，但是我们去年全国各地《读库》的读者们帮我们组织了声势浩大并且史上最省钱的巡映，这个活动很大程度上帮助抗战有了二。其实我们自己有一点不再想做《我的抗战·三》了，刚才有位读者特别激昂地跟六老师讨论商业和文化坚守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些条件才能继续，我们明天放的是《四十七天》，讲的是衡阳保卫战，这个片子出来的时候，我们只是采访到了中国的抗战老兵。从我们开始想要做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们也在寻访日本老兵，特别幸运的是，这两天我们刚刚接到消息说，我们十一月中旬可以去日本采访参加了衡阳保卫战的日本老兵，大概有四五个人。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马上又忍不住了，要不再来一次抗战三吧，这取决于我们后面能采访到的人，以及我们自己更多的其他方面的一些行动吧。谢谢大家的关心。
张立宪：《我的抗战》的最后一集中，尹慧珉老太太念诗那一段，希望大家回去看一看，搜狐上也有在线观看的视频，特别漂亮的老太太，我相信大家看了那一集之后，很多女孩会恨不得自己的老年像她一样。我看郑念的书，看了之后，我都会想这个太适合拍成电影了，谁合适演郑念呢？发现没有中国演员能演，她的气度和气质现在的演员演不出来。历史有什么用呢？历史能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情景模式下的另外一种面孔和表情，能让我们现在这种多少有点乏味的东西有点拨乱反正的意思。
柴静：今天写《半生为人》的徐晓老师也来了，我们请徐老师说两句。
徐晓：今天真高兴有这么多朋友在这儿，我特别想向老六祝贺。我想聊一点儿作为出版人的想法。最近大家都感受到了出版，不管是图书还是杂志面临的一些困境。我觉得真正能沉下来，把文化和我们对现实的关注都融合进去，是非常难的，我觉得那真的需要像老六那样，这么把心沉下来的人才能做好。这么多年来一直读《读库》，而且我不管走到哪儿，甚至到了美国，都有人跟我讲，能不能帮我订《读库》。还是祝贺《读库》，祝贺老六，谢谢。
张立宪：刚才何帆也说到，他的文章在《读库》刊发的时候，已经把几个不那么明显的错误挑出来了，挑出这些错误不是靠我，而是靠我们的松散而强大的审校团队。读库团队除了专职的工作人员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不在我们这里拿工资的团队。现在每期《读库》都还有错误，还有些被读者批评得汗流浃背的错误，但编校质量还算可以吧，这是靠我们的编校团队来完成的，我们再来滚下片尾字幕。在座的有小朱老师、大朱老师和张钧老师。张钧老师，网名叫老腻，最近写了一篇深情缅怀我的文章，两万多字，昨天刚写完，我在工作中听说他写完，赶快把工作放下看了看，把我夸得也是面无人色。事实上张钧老师写的是他自己，他把自己的这几年梳理出来了。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聊天，写某种文字能够让人平静下来，张钧老师的文字让他自己平静下来了，里面有他此前遭遇的人和事。旁边是我们的艾莉老师，这是我们六年来的美编，我们《读库》所有的东西都和她有关系。亮亮老师，《读库》能够印得那么好，所有的图片处理都是亮亮完成的。还有我们的田歌老师，我们最后能印出来跟他有关，他是印厂的，但基本都是站在我们的角度，算是我们派到印厂的无间道。今天大家拿到的礼包以及里面的书都是他做的，还有我们来不及换掉的腰封和即将换掉的腰封也是他做的。还有我们无数的义工，我们基本上遇到什么力气活或者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群发短信，大家就来干活，之后大家到海底捞吃一顿，然后再等着下一次短信。片尾字幕的阵容还是挺让人骄傲的。
其实今天原来设想的是一个欢聚一堂、其乐融融的场景，我甚至设想办一个冷餐会，大家一手端着啤酒、白酒和红酒，另一只手拿着三明治、四明治、五明治、六明治，吃来吃去、聊来聊去。但是我们的钱都拿去买私人游艇了，没有办法办这样一个冷餐会，希望明年或者某一年来做。今年多少有点局促，有的人一直站到现在。好在，我们也很享受这种一年一度安静的下午，我们期待明年。有请最佳女配角发言。
柴静：真是觉得这个下午还是挺温暖的，想起来邓康延老师在《读库1001》发表的《老课本》里写过几句话，“民国小学老课本，是吾国吾民推翻数千年帝制后自然生长的童年，于沧桑百年后愈见纯真”，它的生机在于“上有信念，下有常识”。这几句话也很适合《读库》，六年对读库来说只是一个童年，我们希望她有百年沧桑，也希望她永葆纯真。谢谢大家。

    采办年货的季节已到，汉声的传统项目“过年”系列也推出了《大过龙年》。书中的十二张大海报，从汉声多年采集的美术资料中挑选精华，每张皆是难得的民间瑰宝。十二张大海报可剪可贴，诚为阖家团聚、走亲访友之送礼佳品。连接在这里，请点击进入。龙年的大画中，俺比较喜欢这张龙纹瓷瓶和蓝印花布的。

    考虑到本装书里的海报打开后会有折痕，撕下后也不好保存，所以我们照例请汉声特制了一批筒装《大过龙年》。这批筒装除俺们这旮外，别无销售（并印有读库logo）。连接在这里，请点击进入。其中这张墨龙，老课本分享会时，黄永松老师曾带过去作为贺礼，结果那天忙乱之中给丢了。当时并不知道是《大过龙年》中的一张，一直遗憾到现在，拿到新的全套，心才踏实下来。

 

本装《大过龙年》的封底，大家可以看到这十二张年画的缩略图。

    12月2日开始，俺要在浙江大地上奔驰一番，主要任务是路演老课本，兼思考人生、探讨人生、怀疑人生。路线图如下：
    周五（2日）下午两点，嘉兴日报社309会议室；
    周六（3日）下午一点半，绍兴咸亨影城三楼“五月概念书吧”；
    周六（3日）晚七点半，宁波鄞州万达广场“左岸书店”；
    周日（4日）下午两点，杭州体育场路浙报集团一楼“晓风书屋”。
    嘉兴场可电话82876662预约一下，其余均自由参加，无需报名，无需买票。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来到传销现场。感谢热情的组织方。

    《读库1105》这几天已经陆续为全年订户发出，请各位注意查收。除传统项目（才出到第二辑就敢叫“传统”）“居然是电影海报”外，还有一套六张选自老课本的明信片。请大家写给亲朋好友，寄出去，为我们做做活体广告。
    这次发货，分装较为费劲，所以用了三天才发完。邮路有远近，天气有阴晴，收到有先后。没有收到的同学不要着急，再耐心等等等等等等（植入英特尔广告）。到下周，再问小六同学查询单子不迟。
    2012年《读库》开始预订，四种套餐，书价依旧，烦请大家帮忙吆喝一下。新老订户莅临读库网（http://www.duku.cn/）、淘宝店（http://shop35372084.taobao.com/）均可，也可通过手机短信（13810664613）、电话（13811883624）或邮件（duku02@vip.sina.com）咨询相关事宜。
    俺的博客老是出故障，最近又留不了言了。请大家多多担待。

读库客服团队需要新成员的加入了，你有兴趣与我们并肩战斗吗？要求——
性别；女；爱好：书；性格开朗，熟悉读库，住在北京，全职工作，最好有过开网店经验；有饲养员一样的耐心，有公务员一样的厚脸皮，有电脑硬盘一样的记忆力，有林志玲老师一样的甜美声线。

请注意，这次需要的是客服，不是编辑。需要全职工作，不是兼职。
简历中最好注明自己的星座，因为有专家提醒我们，客服型人才最好是双鱼或巨蟹（这话没有科学依据，有人提醒我们说应该是双鱼或白羊，或者还有狮子？）。
我们能提供什么呢？除了不错的待遇和必要的保险外，会让你处在一个从容自在又规矩严格的工作环境中，不用犯什么难，不用动什么心眼，就可以活得好好的。
欢迎大家推荐自己或她人，请把简历发至yangxue602@163.com ，报名截至11月底。